叶剑英：(公元1897～1986年)，原名叶宜伟，字沧白

叶剑英：(公元1897～1986年)，原名叶宜伟，字沧白；广东省梅县人。著名中国人民解放军十大元帅之一。
1917年入云南讲武堂。曾参与筹建黄埔军校，任教授部副主任。1926年任国民革命军新编第二师师长，后任第四军参谋长。192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12月率领所部教导团参加广州起义，任军事指挥部副总指挥。1928年赴前苏联莫斯科学习。1930年回国。1931年到江西中央革命根据地，历任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兼总参谋长，中央军委总参谋长兼红一方面军参谋长，西北军委会参谋长兼红一方面军参谋长，工农红军学校校长，瑞金卫戍区司令，闽赣及福建军区司令员。参加了举世闻名的两万五千里长征，任第一纵队司令员、前敌总指挥部参谋长。到陕北后参加了和平解决西安事变。
抗日战争时期，曾任八路军总参谋长，并协同周恩来在国民党统治区做统战工作。1941年2月任中央军委参谋长。
解放战争时期，历任华北军政大学校长，国民革命军第十八集团军参谋长，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北平军事管制委员会主任，北平市市长。1946年任北平军事调处执行部中共首席代表。1948年12月～1949年8月任中共北京市委第一副书记。
建国后，历任广东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广州市军事管制委员会主任，广州市市长、市委书记，华南军区司令员兼政委，中南军区副司令员、代司令员，中共中央中南局代书记。1949年10月当选为中苏友好协会总会理事、中央人民政府华侨事务委员会委员、中央人民政府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1949年12月～1953年1月任中南军政委员会副主席。1950年4月任广东省政府主席。1950年9月～1954年7月任广东省政府财经委员会主任(兼)。1953年1月任中南行政委员会副主席。1954年6月任中央人民政府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1954年9月任国防委员会副主席。1954年11月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武装力量监察部部长。1958年3月任军事科学院第一任院长兼政委。1959年4月、1965年1月任国防委员会副主席。1965年1月当选为第四届全国政协副主席。1975年1月任国防部部长。1978年3月当选为第五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公元1983年辞)。1982年9月任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副主席。1983年6月任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军事委员会副主席。还曾任中国钓鱼协会名誉主席，第八届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第九届中央政治局委员，第十、十一届中央副主席，第十二届中央政治局常委。是中共第七届中央委员，第一至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第四届全国人大代表。1985年9月经中共全国代表会议同意不再担任中央委员，同年辞去党、国家和军队领导职务。
1955年被授予元帅军衔，并获一级八一勋章，一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1982年获哥伦比亚众议院授予的特级大十字民主勋章。
1986年10月22日因病在北京逝世，终年八十九岁。
附_叶剑英大事年表：
1897年：4月28日(清光绪二十三年丁酉三月二十七日)出生于广东省梅县雁洋堡下虎形村，名宜伟，字沧白。
1902年：五岁，入雁洋堡钟傲泉私塾读书。
1904年：七岁，入雁洋堡古玉泉私塾读书。
1905年：八岁，转入雁洋堡怀新学堂读新学。
1908年：十一岁，就学于丙村镇三堡学堂(五年制高等小学，现为梅县丙村中学)。
1912年：十五岁，1月从三堡学堂毕业，考入梅县务本中学。冬，为反对官派校长，与部分师生离开务本中学。
1913年：十六岁，转入梅县东山中学就读。在此期间，接触了一些宣传社会变革的进步书刊。连任两届学生会会长。秋，肄业。
1916年：十九岁：在与雁洋堡相邻的横山新群小学(今横西小学)任教半年。冬，离乡赴南洋谋生，到达马来西亚的怡堡，寄住堂兄叶宜桐家中。后经亲友介绍，到明德小学当国文教师。
1917年：二十岁，夏，考取云南陆军讲武学校。离开马来西亚乘船回到香港，经越南海防、河内，取道滇越铁路抵达云南昆明。入讲武学校第十二期炮科学习，改名“剑英”。
1918年：二十一岁，在校努力学习基础理论知识，苦练军事技术本领。树立毕业后返粤追随孙中山，做一个革命军人的志愿。
1919年：二十二岁，12月22日从云南陆军讲武学校毕业。
1920年：二十三岁，1月30日被云南督军公署授予陆军炮兵少尉军衔，待军政府补授实官。春，前往福建漳州，投入孙中山领导的“援闽”粤军，任总司令部见习参谋。后任支队见习教官。春，加入中国国民党。8月参加粤军回粤驱逐桂系军阀之役。
1921年：二十四岁，春，父叶钻祥病逝。由汕头返回梅县故里奔丧。治丧后返回广州，在粤军工兵营任职。10月以大总统随员身份，随孙中山出巡广西，参加北伐的准备工作。冬，在广西桂林担任军官教导团教官，参加孙中山为改造旧军队而进行的整训工作。不久，调任江防舰队护航第二营营长。
1922年：二十五岁，4月率部护航，保卫孙中山大总统由桂林沿西江到达梧州。4月12日任海军陆战队营长。6月16日陈炯明叛变革命。闻陈炯明叛变，立即与陈策率部接应孙中山登上“宝璧”舰，转登“永丰”舰，继而率部跟随孙中山挺进白鹅潭，与叛军英勇作战。6月下旬～8月初率部继续护卫孙中山。其间，曾同云南讲武堂同学张国森、蔡公武等十余人，在广州小马店曾家祠秘密集会，通电海内外，声讨陈炯明，坚决拥护孙中山。8月上旬避居香港。联络谢良牧等继续宣传孙中山革命主张，揭露陈炯明叛变真相。9月与同学张国森、梁国材等致函邓泽如，请其办理南洋筹款事宜。同时，致函海外各埠同学“劝解义囊，以纾国难”。10月在香港得知孙中山组建讨贼军的消息，赶赴福州。被委任为东路讨贼军总部参谋，后任第二军第八旅参谋长。
1923年：二十六岁，1月与旅长张民达率第八旅参加孙中山发动的“讨陈”战争。言岭关大捷，名震一时。6月与张民达一起率第八旅进攻惠州新村叛军，歼敌三千余人。8月与张民达一起率第八旅增援防守博罗之许崇智部，抗击叛军熊略部进攻，解博罗之围。
1924年：二十七岁，1月20～30日在孙中山主持下，中国国民党在广州举行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大会的影响下，阅读列宁的著作和反映俄国革命的书籍以及中国共产党组织创办的书刊，了解中国共产党的革命主张。应廖仲恺邀请，参加黄埔军校的筹备工作。5月任建国粤军第二师参谋长，并以第二师代表身份继续参加筹办军校工作。5月5日黄埔军校正式开课。担任教授部副主任。同时直接教授兵器学课程，是深孚众望的教官之一。在黄埔执教期间，接触了许多共产党人，受到影响，逐步接受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第一次提出加入中国共产党的申请，未果。7月应张民达师长请求，返回第二师，率部迎击进犯广州的林虎部叛军，获胜。夏，奉廖仲恺命，到广东香洲(今广东珠海)创办粤军第二师独立营，兼任该营营长。配合黄埔军校的教学，培训基层军士。10月15日与张民达指挥二师参加镇压广州商团叛乱。
1925年：二十八岁，1～2月与张民达率二师参加讨伐军阀陈炯明的第一次东征。率领全师官兵英勇奋战，重创陈炯明的精锐部队，攻占潮梅地区。3月出任梅县县长。3月30日主持召开梅县各界民众追悼孙中山大会。4月中旬赴潮州处理张民达的丧事。4月27日接到香洲独立营发生兵变的消息，立即赶回香洲。抚集余众，收殓烈士，并将叛乱者十余人由澳门引渡香洲，就地正法。5月中旬奉命离开香洲，返回第二师，率部参加平定杨希闵、刘震寰叛乱的作战。5月26日被正式委任为建国粤军第二师新编团团长。7月兼两广盐务缉私处代办。8月为香洲烈士墓园中的赍志亭撰写了碑记。8月30日代表新编团全体官兵参加廖仲恺的丧礼，并书写挽联。9月为老同学张国森著《云南讲武学校华侨同学旋粤记》撰写序言。9月底率新编团参加第二次东征。10月初率部进占淡水港后，奉国民政府令改编为党军第一支队，任支队司令。10月3日与香洲各界人士一起，为香洲兵变中遇难的烈士举行隆重追悼大会，并作《满江红·香洲烈士》词。10月13日奉命留守惠州、博罗一带，维持治安。
1926年：二十九岁，1月奉蒋中正电令将党军第一支队改编为国民党第一军第二十师第二团，任团长，率部暂驻东莞一带。旋即升任第二十师副师长。3月3日为不幸殉难的张民达申请抚恤，书写《请褒恤张故师长》文。7月9日国民革命军在广州誓师北伐。调任第一军总预备队指挥部参谋长。9～10月先后与王柏龄、王俊奉命率部参加攻打南昌之役。11月攻克南昌后，任国民革命军新编第二师代理师长。12月率部由南昌移驻吉安。
1927年：三十岁，4月起草并领衔签发了反蒋通电，并参与策划吉安暴动。随即赴武汉。参加了第二次北伐作战。不久被任命为国民革命军第四军参谋长，随部队回师武汉。在武汉期间，受第四军里的共产党员的影响，进一步接受了进步的思想主张，坚定了加入中国共产党的决心。7月上旬，经李世安介绍，周恩来同意，中共中央批准，秘密加入了中国共产党。7月中、下旬与贺龙、叶挺等在江西九江甘棠湖一小划子上秘密开会，通报汪精卫等打算以召贺、叶上庐山开会名义将其扣留的消息，使贺、叶及时率部开往南昌参加南昌起义。8月初力劝张发奎放弃尾追业已撤离南昌的贺龙、叶挺部队的打算，使起义军减少了被追击的压力，从而得以迅速打开南下广东的道路。不久，兼任被张发奎收编的第四军军官教导团团长。8月中旬，率领教导团离开南昌向广东进发。9月在万安第一次参加教导团中共地下组织的秘密会议。劝阻部分人提出的在万安暴动的意见，主张把教导团带到广州去，在敌人心脏里暴动。9月底抵达广州，继续担任第四军参谋长。不久与中共广东省委军委负责人黄锦辉取得单线联系，并接受其领导，秘密进行广州暴动准备工作。10月上旬受党组织委托秘密前往香港，与中共广东省委委员恽代英商讨广州起义问题。10月中旬说服张发奎、黄琪翔同意把教导团调驻广州。11月17日，下令教导团参加张发奎、黄琪翔以“护党”名义发动的逐桂之战，将桂系军队逐出广州。11月下旬，向张发奎建议守军全力出城迎击反攻广州的桂军，使广州一时成为“空城”，为广州起义创造了极好时机。同时，促成第四军警卫团扩编，推荐中共地下党员梁秉枢、陶剑寒(陶铸)等人担任警卫团的主要领导职务。12月初多次当面劝说张发奎勿听信谣言，一再担保教导团不会在广州暴动。同时秘密通知教导团作好准备，防止敌人袭击。12月11日广州起义比原定计划提前举行。赶到公安局起义总指挥部，被任命为工农红军副总指挥，随即与张太雷、叶挺共同指挥战斗，迅速控制了广州市的大部地区。同日与叶挺一起向共产国际代表、军事顾问诺伊曼和斯库托夫建议抽出兵力迎击反扑的敌军，并提出起义队伍应转入东江农村地区。未被采纳。12月12日在指挥部紧急会议上，与叶挺、聂荣臻等再次建议将起义军拉出去，转向农村，与农军汇合，均遭诺伊曼反对。同日下午，冒着枪林弹雨，往来巡视起义军各阵地，指挥战斗。同日夜，撤离起义总指挥部。12月15日化装成铁路工人，从沙面乘省港航班前往香港。12月下旬出席中共广东省委会议，与聂荣臻、恽代英等人总结起义的经验教训。
1928年：三十一岁，上半年在香港与中共地下党员梁广、柯麟等人保持联系，秘密从事革命活动。秋，由香港乘船到达上海。12月20日根据中共中央的安排，从上海启程赴前苏联学习。
1929年：三十二岁，1月抵达莫斯科，入中国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学习，与董必武、林伯渠、徐特立、吴玉章等同在特别班学习政治理论。在校期间，苦读俄语，学习社会发展史、辩证唯物主义、政治经济学等课程。取名“尤赫洛夫”，并任中共特别班支部委员。
1930年：三十三岁，秋，由莫斯科经海参崴回国，到达上海。在周恩来的安排下，与刘伯承等人翻译了苏联红军的步兵战斗条令和政治工作条例等资料。
1931年：三十四岁，1月7日列席在上海召开的中国共产党六届四中全会。1月下旬～4月初由上海经香港、汕头、闽西到达江西瑞金。被委派负责军委参谋部的工作。4月17日奉中革军委命令，担任战史编辑委员会总编辑。本月参加苏区中央局为讨论第二次反“围剿”战略方针而召开的紧急会议。支持毛泽东提出的诱敌深入的正确意见。5～9月协助朱德、毛泽东指挥中央革命根据地第二次及第三次反“围剿”战役，连战皆捷，取得了伟大的胜利。9月18日，日本帝国主义在东北制造了“九一八”事变。11月25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在瑞金成立，任中革军委委员兼总参谋部部长(总参谋长)。11月底向中革军委提出“建设精干的统帅机关”的建议。研究确定中国工农红军司令部机关的编制体制，建立健全了参谋工作制度。12月与朱德、王稼祥等研究国民党二十六路军在宁都起义的具体方案。
1932年：三十五岁，8月上旬根据苏区中央局兴国会议的决定，主持制定了乐安、宜黄战役的详细作战计划。10月上旬任中国工农红军学校校长兼政委，兼任瑞金卫戍司令员。11月7日任中央苏区东南战区总指挥兼政委。12月11日在红军学校炮兵操场主持召开“广州暴动”、“宁都暴动”纪念大会，并讲话。
1933年：三十六岁，2月4～12日组织红军学校第四期全体学员进行野战军事演习。2月16日主持红军学校第四期学员毕业典礼。本月，为配合北线主力红军的第四次反“围剿”作战，组织东南战区各独立师、团及闽西、上杭一带的地方武装，积极开展袭敌扰敌活动，迟滞由闽入赣的国民党军的行动。并以闽西四县的地方武装为基础，扩编成立红十九军，兼任军长。3月16日向朱德、周恩来发出《东南武装组成之五个纵队及其作战任务》的电报。本月指挥东南战区第一、二、三纵队进攻清流县城，重创守敌三个团。向中革军委发出《对目前战局及战略意见》。提出目前应紧紧抓住西南反蒋的有利时机，集中全力在北线与敌军决战，以结束四次战役，开展新的战局等意见。5月30日任中国工农红军总参谋长兼第一方面军参谋长。12月4日兼任建宁警备区司令员，兼任闽赣军区司令员。
1934年：三十七岁，1月22日～2月1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在瑞金召开，被选举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第二届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2月3日任中国工农红军副总参谋长。4月初任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福建军区司令员。4月8日与福建军区政委万永诚共同签发训令，要求军区所属各部队加强行军、宿营时的侦察、警戒工作，不断地进攻并消灭敌人。春，调任中革军委第四局局长。在此期间，抵制“左”倾领导者打击、迫害干部的错误做法，保护了一些干部。10月10日中央红军开始长征，任第一野战纵队(军委第一纵队)司令员兼政治委员。10～12月中旬以军委第一纵队司令员兼政治委员的身份参与主持总司令部的日常工作，协助朱德、周恩来指挥部队行军作战。11月在西延山区遭敌机空袭，右腿受伤。12月18日中革军委决定，军委第一、第二野战纵队合并为军委纵队。任副司令员兼第一局局长，负责部队的行军作战。
1935年：三十八岁，1月15～17日中共中央在遵义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会议期间，日夜坚守在总司令部作战值班室，处理军务。2月28日奉命前往红三军团接替在战斗中牺牲的邓萍任参谋长，协助彭德怀、杨尚昆指挥作战。3月上旬参加中革军委为研究成立军事指挥小组问题而召开的军事会议。会后，协助彭德怀、杨尚昆指挥三军团三渡赤水，在二郎滩四渡赤水，南渡乌江。5～6月与彭德怀、杨尚昆率领三军团渡过金沙江、大渡河后，继续向北急进。7月21日奉中革军委命，任红军前敌总指挥部参谋长。8月初主持召开红军总指挥部直属单位会议，传达《中央关于一、四方面军会合后的政治形势与任务的决议》，具体部署过草地的思想动员和物资准备工作。8月上旬到红三十军给干部讲解打敌人骑兵的战术要领，指出占据有利地形和运用密集火力是与敌骑兵战斗的基本手段。8月18日率领右路军先头部队三个团，从毛儿盖地区出发，经草地向班佑前进。8月29～31日与徐向前、陈昌浩指挥红三十军、红四军进行了包座战斗，歼敌一个师约五千人，打开了红军北上通向甘南的大门。9月9日在巴西获取张国焘发给陈昌浩等命令右路军“南下，彻底开展党内斗争”、企图分裂和危害党中央的密电，立即送交毛泽东。毛泽东、周恩来等立即采取紧急措施，使党中央于9月10日凌晨迅速率领红一、三军和军委纵队脱离险境，先行北上，在紧急关头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9月12日出席中共中央在俄界召开的政治局扩大会议。会议通过了《关于张国焘同志的错误的决定》。同日中共中央决定，红一方面军主力和中央军委纵队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支队，彭德怀任司令员，毛泽东任政治委员，叶剑英任参谋长兼第三纵队司令员，并兼任新设立的编制委员会委员。9月17日协助毛泽东、彭德怀指挥部队攻克腊子口。9月18日随军进驻甘南的哈达铺。陕甘支队在此整编。9月27日在榜罗镇看到国民党报纸上有关陕甘苏区的消息，遂向中央提出北上陕北的建议。10月19日协助彭德怀指挥部队击溃尾追敌骑兵一部，进驻吴起镇。10月22日出席在吴起镇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会议决定党和红军今后的战略任务是建立西北的苏区，领导全国大革命。11月3日任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参谋长。11月8日任中国工农红军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中革军委)参谋部参谋长。11月下旬协助毛泽东、彭德怀指挥部队进行直罗镇战役，粉碎了国民党军对陕甘革命根据地的第三次“围剿”。12月下旬，根据瓦窑堡会议确定的渡河东征之战略方针和西北军委作战计划，赴前线勘察渡河地点，拟制部队作战行动方案。本月任东北军工作委员会副书记。
1936年：三十九岁，1月底与毛泽东、彭德怀在延长县召开会议，进一步研究东征作战问题。2月2日致电毛泽东、彭德怀，提出部队渡河具体计划。随后，率一方面军直属队开往川口镇集结待命。2月下旬～4月下旬，指挥抗日先锋军中路军在石楼、中阳、永和地区牵制和吸引晋绥军主力，配合左右两路军作战。5月上旬参与制定《西征战役计划》。6月中旬奉命去蟠龙、玻璃坡、石家砭等地，了解中央军、东北军的兵力部署、进军动态等情况，并利用关系，对东北军第一○七师、第一一七师官兵进行统战工作。7月上旬～8月赴安塞领导东线工作委员会，进行对东北军的统战工作。8月17日任洛川工作委员会书记。8月底，奉命作为中共中央常驻代表密赴西安，负责开展对东北军、西北军和整个西北地区的抗日统一战线工作。10～12月初，在西安与张学良多次会谈，双方就迅速停止内战，联合抗日等许多重要问题达成了一致意见，促使红军与东北军、十七路军的关系得到了进一步改善，逐步形成“三位一体”的局面。在此期间，还帮助张学良整顿改造东北军部队，与西安各界爱国人士秘密联系，并随时向中央通报敌、我、友各方面的动态和情况，酌处各项事宜。12月上旬由西安返延安，向毛泽东等汇报西安方面情况。12月12日“西安事变”爆发。12月20日左右从延安到达西安，协助周恩来执行中共中央关于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正确方针，迫使蒋中正停止内战，促成国共两党再次合作、共同抗日的局面。同时，根据张学良的请求，以参谋长的身份参加西北联军参谋团，与东北军、十七路军将领一起制定了抵抗亲日派“讨逆军”的作战计划和军事部署。12月23日致电中共中央，反映各方人士对中国共产党和平解决“西安事变”怀有疑虑等问题。接中央复电后，立即奔走于各方人士之间，广泛宣传党的方针、政策，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12月25～31日与周恩来、博古等分析“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的形势，研究对策。听取各方人士的意见，交换对时局的看法，巩固西北的团结抗战的局面。
1937年：四十岁，1月4日与周恩来、杨虎城以及东北军、十七路军的高级将领共同拟定三方面联合对国民党军进攻的作战方案。1月中下旬，协助周恩来奔走于东北军、西北军和国民党留守西安人员之间，处理各种遗留问题，维持团结合作、共同抗战局面。1月30日与周恩来、博古到云阳镇红军司令部同洛甫、彭德怀、任弼时、杨尚昆、左权召开紧急会议。会议决定，红军应同东北军共同作战，仍须与南京政府进行和平谈判。当晚，与周恩来、博古赶回西安，把这一决定告诉杨虎城和东北军将领。1月31日晚，参加在西安粉巷王以哲家中召开的红军、东北军、第十七路军三方最高军事会议。会议最后作出宜和不宜战、促进和谈成功的决定。2月2日，孙铭九等东北军少壮派军人枪杀主和派将领王以哲。闻讯后，立即派刘澜波到渭南，向驻防前线的东北军将领传达此事件的经过，劝以大局为重，维护东北军团结。2月3日，遵周恩来指示，与博古、李克农等撤到三原红军驻地。3月8日与周恩来同国民党谈判代表顾祝同、贺衷寒、张冲会谈。双方就中国共产党承认服从国民党的领导地位、取消苏维埃政府、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以及容许共产党在适当时期内公开、红军的编制人员、给养及补充与国军同等待遇等问题达成“三八”协议，报送蒋中正最后决定。4月13～14日奉毛泽东、周恩来电示，找顾祝同交涉西路军余部事，要顾下令马步青、马步芳不得为难即将抵达甘肃敦煌的李先念部，并要求派张文彬等去青海接回被俘的西路军人员。7月5日在西安与周恩来、博古、彭德怀、任弼时商议红军改编问题。7月7日，日本侵略军在北平西南郊的卢沟桥发动事变，抗日战争爆发。7月9日将西安各抗日救亡团体连日来的意见概括整理后电告中央。7月20日致电毛泽东、洛甫，建议中央对蒋中正本月17日在庐山发表的谈话“应有所表示”。7月31日以中共和红军代表的身份与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西安行营主任蒋鼎文会晤，要他转告蒋中正，红军改编至8月上旬可以完毕。8月5日就蒋中正邀请毛泽东、朱德赴南京出席国防会议事急电中央书记处，建议：“毛不必去，朱必须去”。8月7日与周恩来同蒋鼎文交涉，要求释放被押至西安的红军西路军被俘人员。将黄鹄显等三十三名西路军营以上干部营救出狱。次日，又有二百十余人获释。8月9日和朱德、周恩来飞抵南京。8月11日　出席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军政部召开的谈话会。随后，被邀请出席军政部长何应钦主持的讨论会。在会上就“政略战略”等问题作了长篇发言。对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制定全国抗战的战略方针起到了积极的作用。8月13日与朱德、周恩来就同国民党谈判的条件问题致电中共中央，建议：努力抗战，以巩固蒋中正的抗战决心；红军立即改编、争取开动；力争发表《中共中央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催促南京发表红军改编后正副指挥的任命。8月中旬，协助周恩来同国民党当局就红军改编后的名称、人数、编制、正副总指挥人选以及中共在南京出版《新华日报》和《群众》周刊等问题达成协议。此外，还同国民党中央及地方实力派商谈在南京、兰州、武汉、衡阳等地设立中共代表团和红军代表处，以及江南8省的红军游击队的改编问题。8月18日与周恩来到“首都反省院”看望被关押的中共党员，并保释部分同志出狱。8月25日就任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参谋长。9月5日，应何应钦的邀请出席军政部部务会议，并在会上作长篇发言。9月下旬与博古同国民党代表谈判南方八省区红军游击队主力改编问题。9月27日为《时事类编特刊》题词：“举国一致的团结与坚持，是战胜日寇的基本条件”。10月下旬与博古会见项英，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精神告项英，应注意保存南方原有的战略据点，坚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不能放弃独立自主原则。11月在南京八路军办事处与叶挺商谈新四军组建及坚持独立自主的抗战等问题。11月下旬率八路军驻南京办事处人员撤离南京，抵达武汉。12月13日南京沦陷。12月中旬，根据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的决定，与周恩来、王明、博古组成中共代表团，驻武汉同国民党进行谈判，协商国共两党合作事宜。12月21日任国共两党关系委员会中共方面代表。12月23日出席中共中央代表团和中共长江中央局举行的联席会议，为合并后的中共代表团和中共长江中央局领导成员之一，并担任长江局参谋处参谋长。会后，与周恩来、董必武、项英、叶挺商谈组建新四军军部等问题。25日，新四军军部在汉口正式成立。12月26日，和周恩来、王明、博古出席国共两党关系委员会会议。
1938年：四十一岁，1月初受中央委托，陪同周恩来、董必武向新四军第四支队领导人高敬亭等传达中共中央关于开展敌后游击战争，发展抗日武装力量的指示。1月8日在《群众》周刊上发表《论北方战局》一文。1月12日在《新华日报》上发表《目前战局与保卫武汉》一文。1月13日在《抗战》三日刊上发表《把敌人的后方变为前线》一文。2月13日为国际反侵略宣传周“儿童日”题词：“大时代的中国儿童，时刻准备着加强国际反侵略阵线”。3月9日在《新华日报》上发表《论山西战局》一文。3月12日在《新华日报》上发表《忆孙先生在桂林》一文。3月上旬与周恩来会见白崇禧，就第五战区的对日作战问题提出意见。3月中旬和周恩来参加蒋中正召开的高级将领会议，讨论华北战局。同时，就向八路军提供武器和技术人才事多次与蒋中正、何应钦等谈判。3月20日与博古、董必武在《新华日报》上发表署名文章，说明与陈独秀三次会见之经过，澄清托派制造的谣言。本月到黄安七里坪游击战争训练班视察并演讲，对官兵和青年学生们进行敌后游击战争的宣传教育。5月初因病赴香港就医。途经广州，在广州国立中山大学、广雅中学发表演讲，并举行记者招待会。5月下旬同周恩来向中共河南省委书记朱理治，省委军事部长彭雪枫等传达中共中央《关于徐州失守后华中工作的指示》，要求河南省委立即贯彻执行。6月28日得知国民党当局要在郑州北面花园口决开黄河大堤以阻止日寇西进的计划后，与周恩来致电朱德、彭德怀，建议注意黄河两岸游击运动的联系与发展。夏，与周恩来、博古分别会见国际友好人士斯诺、艾黎、斯特朗、史沫特莱、爱泼斯坦等。9月2日和周恩来指示中共河南省委将工作重点移向豫东，开创苏鲁豫皖抗日根据地。9月2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作出决定：由周恩来、博古、叶剑英、黄文杰组成南方局，代表中共中央领导南方国民党统治区和沦陷区中党的工作。10月1日在《国民公论》上发表《从抗战经验说到当前战局》一文。10月25日在武汉沦陷前数小时与周恩来等撤离武汉。10月27日率武汉八路军办事处人员辗转到达长沙。当晚，在军委会政治部第三厅举办的时事座谈会上作了题为《广州武汉沦陷后的抗战局势》的演讲。11月2日与周恩来电告项英：要改善与叶挺的工作关系，应请叶挺回新四军工作。同日与周恩来、潘汉年、廖承志联名致信《救国时报》，控诉日寇暴行，宣传八路军在敌后的战绩，动员广大华侨支援抗战。11月上旬同周恩来多次出席中共湖南省委、长沙市委召集的会议，宣讲抗战形势和任务。在此期间，还与张治中会晤，商谈协助国军进行敌后游击战问题，并答应张的邀请，担任湖南省府高级顾问，指导游击战。11月12日出席第三厅人员在撤离长沙前举行的纪念孙中山诞辰的集会。当夜，“火烧长沙”。和周恩来一起冲出火海，撤离长沙。随后，组织八路军办事处人员返回长沙进行善后救灾工作。11月25～28日，和周恩来出席蒋中正在衡山召开的南岳军事会议，就举办西南游击干部训练班事同国民党方面达成协议，并得到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同意。12月3日和周恩来由衡阳到达桂林，对八路军桂林办事处的工作作了详细布置。12月中旬同周恩来由桂林到达重庆。
1939年：四十二岁，1月根据中共中央、毛泽东的指示，接受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邀请，出任西南游击干部训练班副主任。后改任副教育长。1月13日任中共中央南方局常委。按组织分工，负责对外联络工作。1月下旬应邀给广西学生军第二团作《现阶段的游击战和正规战》的演讲。2月10日率参加游干班的中共方面人员前往南岳。2月15日西南游击干部训练班(简称“南岳训练班”)正式开学。负责教授抗日游击战战略战术。在该训练班工作期间，积极宣传持久战思想，结交许多国民党军中愿共同抗日的高级军官，影响广泛。4月中旬陪同前来湖南南岳的周恩来视察西南游击干部训练班，并广泛会见了南岳各界人士，引导和支持他们采取各自的方式参加抗日救亡运动。5月7日应邀出席南岳佛、道教救难协会成立大会，作《普渡众生，要向艰难的现实敲门》的演讲。6月9日到达重庆，协助周恩来工作，兼任南方局军事部长。同日与周恩来就国共两党发生磨擦的情况下日寇动向问题，致电毛泽东。6月10日陪同周恩来面见蒋中正，商谈近期抗战与国共合作中的问题。7月1日致电国民政府军委会副参谋总长白崇禧，严正抗议国民党当局制造平江事件，要求迅予彻查。7月22日与周恩来致电国民政府军令部长徐永昌并军委会及各部长官，严正驳斥国民党当局歪曲报告平江事件经过及对新四军平江留守通讯处的诬蔑。强烈要求派员驰赴肇事地点，查明真相，雪冤治罪。7月在《战地知识》上发表《游击战线上的军事问题》一文。8月13日在重庆红岩村主持召开第十八集团军办事处追悼新四军平江嘉义留守处被害同志大会，并作长篇致词。随后，写出《论平江事件》一文。10月19日出席重庆文化界发起的“鲁迅先生逝世三周年纪念大会”。本月与何应钦、贺耀祖会谈，据理驳斥了国民党方面在八路军人事任免、经费用途等问题上的无理要求。12月～次年3月，国民党发动了第一次反共高潮。
1940年：四十三岁，1月4日与何应钦再次会谈。针对何企图限制中共抗日武装力量发展的各种要求，严正指出：国民政府应允许八路军的三个师扩编为三个军九个师；承认陕甘宁边区政府及其所辖地区；承认在抗日前线肩负敌后抗敌任务的解放区。1月11日出席《新华日报》创刊两周年纪念会，并讲话。3月6～9日出席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召开的各战区军以上参谋长会议。以第十八集团军参谋长的身份在会上作了《关于作战与磨擦问题》的长篇发言。以大量事实，宣传十八集团军的抗战业绩，有力地驳斥了国民党有关战区参谋长对十八集团军所谓“游而不击”、“制造磨擦”、“破坏抗战”等等污蔑，有效地抵制了蒋中正企图通过这次会议加罪于十八集团军，制造舆论，进而发动更大规模反共高潮的阴谋活动。这次发言得到了广泛同情，被誉为“舌战群儒”。3月14日国民党顽固分子在成都制造“抢米事件”，嫁祸于中国共产党，趁机查封《新华日报》成都营业分销处，逮捕分销处负责人、中共川康特委书记罗世文和共产党员车耀先等十余人。事件发生后，立即向国民党当局提出强烈抗议，并派潘梓年去成都交涉。3月由重庆新华日报馆印行的《叶剑英抗战言论集》在重庆出版。4月初和林伯渠、董必武访晤抵渝的南洋侨胞回国慰劳团发起人、华侨筹赈总会主席陈嘉庚，就有关国共两党磨擦问题进行了交谈。6～8月和周恩来同何应钦、白崇禧在重庆就共产党的合法存在、陕甘宁边区的承认、十八集团军和新四军的扩编以及国共军队作战区域的划分等问题进行了多次谈判。7月7日和周恩来致函何应钦，要求国民党最高军事当局立即制止韩德勤、石友三所部对新四军、第十八集团军的进攻。7月17日和周恩来就国民党军陈长捷部进攻晋冀豫边区事再次致函何应钦，要求速加制止。9月6日和周恩来电告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国民党军令部已向第三战区司令长官顾祝同发出扫荡长江南北新四军的命令。10月4日出席中共中央南方局会议，根据周恩来的提议，任南方局统一战线工作委员会副书记，并专设叶剑英工作组。10月中旬蒋中正密令特务机构监视周恩来、叶剑英，不得让他们离开重庆。11月30日和周恩来就新四军北移问题同国民党代表军令部次长刘为章进行谈判。12月5日和周恩来致电中共中央，建议以朱德、彭德怀、叶挺、项英名义电复刘为章，要刘下令停止桂军和霍守义师对江北新四军的进攻。12月中旬陪同周恩来与国民党代表刘为章、张冲多次进行谈判，要求推迟新四军北移限期，要国民党军队停止磨擦活动。12月24日，国共两党代表就两党关系问题举行谈判。谈判中，周恩来、叶剑英严正表示：中国共产党的让步是有限度的，如果国民党再不停止进攻，陕北的封锁仍不解除，那末，发生内战的责任全在国民党。
1941年：四十四岁，1月1日在《新华日报》上发表《民国三十年的元旦》一文。1月6日“皖南事变”爆发。1月12日接到中共中央和苏北新四军关于新四军皖南部队遵命北移，途遭国民党军包围、袭击的急电后，与周恩来立即向国民党谈判联络代表张冲提出抗议，要求急电制止。1月13日和周恩来向何应钦、白崇禧、刘为章、张冲提出最严重抗议，要他们立刻转达蒋中正，要求立刻解除对新四军的围攻。1月14日陪同周恩来会见苏联驻华使馆武官崔可夫，听取他对解决“皖南事变”问题的建议。同日和周恩来再次致函蒋中正，要他下令立即停战撤围。1月17日获悉国民党当局悍然宣布新四军“叛乱”并取消新四军番号的通令后，和周恩来再次向张冲提出严重抗议。1月19日主持南方局军事组人员编印成《新四军皖南部队惨被围歼真象》的传单，随后向国内外秘密散发。本月陪同周恩来多次与沈钧儒、邹韬奋、黄炎培等爱国民主人士交谈，揭露国民党制造“皖南事变”的真相。2月3日从重庆返回延安。2月14日，根据中共中央的决定，任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参谋长兼十八集团军参谋长。2月23日致函国民党谈判代表张冲，重申中国共产党对“皖南事变”和蒋中正1月17日命令的立场。4月30日在《解放》杂志上发表《评国民党抗日反共的两面政策》一文。5月5日在延安在职干部纪念马克思诞辰一百二十三周年学习会上，作了题为《加紧学习马克思主义的政治与军事》的报告。6月9日与毛泽东、朱德、王稼祥联名向刘伯承、邓小平等发出《关于冀南平原对敌斗争的指示》。6月，组织总参谋部有关人员研究讨论苏德战争爆发后的日寇动向问题。向中共中央建议，中共的战略思想和战争准备的重点应当放在日寇南下方面，为中共中央制定战略思想和决策提供了重要依据。9月12日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并在会上发言。10月29日根据叶剑英的提议，中央军委正式作出《关于建立情报网的决定》。11月7日与王稼祥共同主持起草的《关于抗日根据地军事建设的指示》由中央军委正式下发部队执行。11月兼任中央教育委员会委员、军事学院副院长。12月8日太平洋战争爆发。